秦汉至明清时期北部中国华夷观念演变的几个特

  • 发布时间:2018-08-02 15: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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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陈志刚(1978—),男,副研究员,从事明清史和中国古代封贡体系研究。

  谈到秦汉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和边疆民族理论,中国学界的研究多从中原王朝与边缘族群的角度立论,西方学者的角度则更加多元化。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基于中国中心主义的立场,以汉字圈—内亚圈—外圈三个同心圆模型构筑了中华世界秩序说(或者称为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理论),汉字圈包括朝鲜、越南、琉球以及某些时期的日本,内亚圈包括亚洲内陆那些游牧、半游牧的属国和属部,外圈由那些被关山、重洋阻绝的“外夷”组成,①其中,中华秩序说对汉字圈的诠释在学界拥有众多认同者,对内亚圈的诠释则饱受中外学者批评。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基于内亚游牧帝国的立场,依据所谓内亚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长期相互依存又对峙互动、游牧帝国从中原王朝获取物资支持的方式决定着双方的和战关系走向,提出了“两极模式”学说。②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则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将中国的历史与长城联系起来,进而将中国内地、蒙古、满洲、新疆、西藏以及过渡地带六个部分作为长城边疆的关联组成区域分别考察其历史上的演进脉络与互动关系;同时将中国先秦至汉代的历史划分为传说与早期历史时代、列国时代、帝国时代三个时段勾勒中国边疆向外生成、扩展过程中边疆区域的诸种社会形态及地缘变化关系。详见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则运用考古、文献资料重点研究了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100年之间中国北疆地区的游牧民族与农耕定居民族之间的对抗,并特别指出长城在中国早期的作用不是防守而是进攻。详见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费正清、巴菲尔德、拉铁摩尔、狄宇宙诸学者的学说各有侧重,富于启迪,但都明显带有西方汉学话语体系的色彩,对中国文献典籍的运用略显不足,将中国本部与边疆地区分区研究的模式也多少带来了冲淡中国政治共同体意识的隐忧。有鉴于此,笔者拟在大中国华夷族群封贡体系(各自包括属部—属国—一般交往者三个圈层)的框架内,以华夷观念在其间的演化为视角,对从秦汉以迄明清的历史做一新的解读尝试。

  华夷观源起于先秦时期,关于先秦时期的华夷观及其演变,可参见拙文《先秦时期的华夷观念及其演变》,《学术研究》2015年第11期。大变于秦汉之后,终讫于晚清,是中国古代封贡体系理论中的基本概念之一,是中原王朝对边疆民族以及域外各民族、部落及其政权的认知、理解,但揆诸华夷观所依托的政治实体,不论历代中原王朝所属,还是同时期周边各民族政权、部落所制,都普遍是多个民族、种族的聚合体而绝少是单一民族、种族实体,因此,华夷观实质上往往代表的是华夏族群对周边诸夷族群的认知、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体现了两者之间的相互认知与理解。例如,在少数民族入据中原建立的中原王朝对早期民族、族群历史的追溯,割据中国、南北对峙的两个政权、族群对中原王朝正统地位的争夺与各自诠释,这都是史籍文献中保留的关于华夷两大族群之间的相互认知与理解的最明显的体现。而在大中国的历史框架内,与中原华夏族群所构建的传统封贡体系中的属部、属国、一般交往者三个圈层相对应,诸如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吐蕃、契丹、蒙古、女真相继崛起之边皦外夷族群,也有其各自的封贡体系并与华夏族群的封贡体系相拮抗。因此,实际上,秦汉以后的华夷观念既充溢于华夏族群封贡体系内部,也激荡于华夷不同族群的封贡体系之间。只是限于中原王朝传统典籍的记述传统和文本传承现状,华夷观在以往的表述中更多地沦为中原华夏族群对周边诸夷族群的单向度立场的族群记忆、现实观感与王朝决策的聚合。历代史家与现今学界对华夷观的讨论基本上也是在此基点上展开,本文亦不能例外,但将立足于大中国的立场而非华夏族群的立场,在对古代华夷观的诠释中注入更多“同情的了解”、更平允客观的解读。事实上,华夷族群交相控制、统治中原的历史无形中已经改变了华夷观念单向发展的历史轨迹,成为华夷诸族群在经历长期的纷争、对峙、隔阂后逐步走向融合共生的助力。限于篇幅,本文拟以北部中国为讨论中心,对秦汉以迄明清时期华夷观念演变的特点以及华夷观在华夷封贡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提纲挈领略作阐发,疏漏错谬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二、秦汉至明清时期大中国范围内华夷观演化的几个特点秦汉至明清时期的大中国范围内的华夷观有三个特点,需要特别注意。

  秦汉至明清时期,伴随着四夷族群对中原地域资源、人口、统治权的反复争夺,华夷族群之间的对抗从西汉开始,直至清末,最主要、最基本的特征即经常性地表现为以政权为依托的体系性的对抗,或在华夏族群封贡体系内部,或在夷狄族群封贡体系内部,或在华夷族群诸封贡体系之间,特别是后者,单一的政权之间的对抗反而占据的是漫长历史长河中的少数时段。而体系之间的对抗必然以体系之间的全面角逐来展开,并以一方的整体退却、失败乃至崩溃收场。

  对此,西汉击匈奴可视为一个有力的明证,桓宽在《盐铁论》中提及汉初的军事形势颇为棘手:“往者四夷俱强,并为冦虐。朝鲜踰徼,劫燕之东地。东越东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内侵,滑服令氐。棘人、冉駹、嶲、唐、昆明之属扰陇西、巴蜀。”[1]当时四方之夷虽未结盟,却形成了事实上的联动关系,汉军颇为被动。有鉴于此,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月氏,以图共击匈奴;元朔元年(前128年)派彭吴等人前往秽貊、朝鲜,企图“断匈奴之左臂”。而当时“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夫人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张骞无功而返,且来去倶曾为匈奴所留,张骞最终趁匈奴单于新死、内部混乱之时逃脱归汉。“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2]2687-2689月氏如此,更近的西域诸国情况更不乐观。因为西域恰恰也是匈奴着重经略的地域:“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2]3872在汉匈未分高下胜负之前,很难奢望西域诸国舍匈向汉,甚至在元狩二年(前121年),浑邪王率其部民降汉,“而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张骞认为,“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汉武帝乃遣张骞出使乌孙,当时乌孙因内部矛盾分为三部分分驻,“王老,而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专制。骞不得其要领。”直至随同张骞同返的乌孙使臣 “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3]3167-3169但通使亦仅仅是通使,并不代表政治上的亲近,“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于汉使焉。”[3]3173甚至有的小国“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楼兰、姑师(即车师)两个小国“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又时时派出奇兵“遮击使西国者”[3]3171。显然,匈奴在西域的军事影响力要比汉朝大很多。朝鲜方面更是强硬,因朝鲜的阻截,彭吴开拓的苍海郡被迫放弃。

  汉武帝在联络东西的策略俱告失败后,接受公孙弘的建议“罢西南夷、苍海,专事朔方”[3]2950,重新将战略重点放在对匈奴战争上。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朝取得对匈奴主力决战的胜利后,开始着手解决南、东、西三面的敌对力量。在东方,元狩四年(前119年)霍去病乘新胜匈奴左贤王之威,将臣服于匈奴的乌桓徙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其大人岁一朝见,于是始置护乌桓校尉,秩二千石,拥节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4]2981在南方,元鼎五年(前112年),路博德、杨仆率汉军破南越,汉朝在南越、西瓯及相邻地区设置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元封元年(前110年),汉军攻破东越,将大批越人徙至江、淮之间。随后,汉军兵锋再次东指,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命杨仆、荀彘率军水陆并进攻卫氏朝鲜,并于次年灭之,汉于其地置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在西域,元封三年(前108年)汉武帝遣王恢击破楼兰,赵破奴击破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3]3171-3172。元封六年(前105年),汉与乌孙和亲,以期“断匈奴之右臂”。太初元年、太初三年(前104、前102年),汉武帝又派李广利两次西征大宛,“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2]3873。以上行动将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压缩至西域北道地区。漠北匈奴在东西方向俱失外援,无力南下,正如班固所言:“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2]3928

  但西域诸国慑于匈奴在西域北道的势力仍在,仍然采取两属政策,恰如乌孙王猎骄靡次第娶汉公主细君与匈奴单于之女,分别为右夫人、左夫人[2]3903-3904。楼兰被王恢击破之后,虽臣服于汉,但虑及匈奴之势,“不两属无以自安”,于是“遣一子质匈奴,一子质汉”[2]3877。直至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匈奴日逐王降汉,汉朝由此又控制了西域北道,西域形势才大为改观,汉朝于是以郑吉为西域都护,兼辖南北道,“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2]3873-3874都护治所在西域中部的乌垒城。此后,“匈奴益弱,不敢争西域,僮仆都尉由此罢。……汉之号令班西域矣。”[5]859-860司马光认为,此事在神爵二年,《汉书》记载为神爵三年,误。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使护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矫旨调发戊己校尉屯田吏士4万余人及西域胡兵攻康居,杀匈奴郅支单于,斩王以下1 500人[2]295,3300-3301,673,至此匈奴在西域的势力被肃清,西域之路北道更为安全。

  两汉与匈奴对西域的争夺,与明朝与蒙元残余势力对西域的争夺颇有些神似之处[6]。此外,南朝与北朝的对峙,唐与突厥、吐蕃、大食的和战历程[7]、宋与辽的和战历程都体现出了华夷族群各自组建或重组封贡体系进行体系间对抗的特征。而夹在两大封贡体系之中的国家,作为被争取的对象,其国小而众,如汉、明之西域者选择两属并贡以求自存为一种情形;其国大而割据一方者,如宋、辽对峙时期的西夏、高丽,唐、吐蕃对峙时期之南诏则又是另一种情形,虽然也有归附图存的色彩,往往能在两大封贡体系间成为砝码,自为轻重。宋、辽相争则往往欲拉拢西夏、高丽,欲成联二击一之势;宋、辽议和,则西夏与高丽皆因其地近辽而臣辽远宋;一旦得隙,西夏、高丽亦敢于兴兵略地,蚕食辽、宋领土[8]。南诏在唐与吐蕃之间则在开元、天宝、贞元、咸通、乾符年间分别经历了依附唐朝统一六诏——被迫联吐蕃反唐、侵唐——离吐蕃再次附唐——乘唐内弊屡次犯唐——停战与唐媾和这样四次大的政策改变[9]106-270。而明末女真对辽东明军的攻势则可视为第三种情形,即由边地属部渐渐壮大割据一方,进而与朝廷对抗。为了扫除攻明的侧翼障碍,于明朝天启七年(1627年,后金天聪元年)、崇祯九年(1636年,清崇德元年),两次征伐朝鲜,逼迫朝鲜王李倧盟誓断绝与明朝的封贡关系,缴出明朝的诰命册印,转奉清朝正朔,并强制规定朝鲜从征之义务[10]。在此前后,崇祯五年(1632年)后金女真征服了察哈尔、土默特大部分地方,崇祯七年(1634年),亲近明朝的林丹汗败死。自此内蒙古地区各部王公转而陆续归服于后金女真,并尊皇太极为“博克图彻臣汗”[11]。其实天启七年(1627年),辽东巡抚袁崇焕就曾奏言明朝北疆的封贡防卫体系在辽东女真的进攻下趋于瓦解的状况:“奴子妄心骄气何所不逞,我欲合西虏而厚其与,彼即攻西虏而伐我之交;我藉鲜为牵,彼即攻鲜而空我之据;我藉款愚之,乘间亟修凌、锦、中左以扼其咽,彼则分犯鲜之兵而挠我之筑。”[12]辽东女真军队最终借助吴三桂借兵助剿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之机入关,并成功入主中原。

  而华夷诸族群发生体系性对抗最大、最特别的案例则是清朝后期其封贡体系遭到域外西洋国家的挑战,欧美日诸外夷国家相继而至,合力瓦解、清除清朝外围的封贡防卫体系进而蚕食清朝内地的权益和领土。对此,赵尔巽等人在《清史稿》中曾有一番悲怆的概述:

  有清盛时,诸国朝聘,皆与以礼。自海道大通而后,局势乃一变。其始葡萄牙、和兰诸国,假一席之地,迁居贸易,来往粤东;英、法、美、德诸大国联袂偕来,鳞萃羽集,其意亦仅求通市而已。洎乎道光己亥,禁烟衅起,仓促受盟,于是畀英以香港,开五口通商。嗣后法兰西、美利坚、瑞典、那威相继立约,而德意志、和兰、日斯巴尼亚、义大里、奥斯马加、葡萄牙、比利时均援英、法之例,订约通商,海疆自此多事矣。俄罗斯订约在康熙二十八年,较诸国最先,日本订约在同治九年,较诸国最后,中国逼处强邻,受祸尤烈。其他若秘鲁、巴西、刚果、墨西哥诸小邦,不过尾随大国之后,无他志也。咸丰庚申之役,联军入都,乘舆出狩,其时英、法互起要求,当事诸臣不敢易其一字,讲成增约,其患日深。至光绪甲午马关之约,丧师割地,忍辱行成,而列强据利益均沾之例,乘机攘索,险要尽失。其尤甚者,则定有某地不得让与他国之条,直以中国土疆视为己有,辱莫大焉。庚子一役,两宫播迁,八国连师,势益不支,其不亡者幸耳。

  夫中国幅员之广,远轶前古,幽陵、交阯之众,流沙、蟠木之属,莫不款关奉贽,同我版图。乃康、乾以来所力征而经营者,任人蚕食,置之不顾,西则浩罕、巴达克山诸部失之于俄,南则越南、缅甸失之英、法,东则琉球、朝鲜失之日本,而朔边分界,丧地几近万里,守夷守境之谓何,此则尤令人痛心而疾首者也[13]。

  不难看出,所谓晚清之大变局,实质上仍为华夷诸国体系之间的对抗,改变的只是外在的形式和格局,即清朝在外来压力下被迫逐步放弃传统封贡防卫体系,渐渐加入到由列强主导的条约体系之中。因自道光至光绪年间,欧美诸强国以及日本与清朝的交往实以炮舰外交为主,虽有所谓万国公法,加于清朝者多为不平等之条约,清朝政府集合满蒙汉各族同仇敌忾矢力抵抗御辱,无奈晚清与欧美日诸国的历次战事败多胜少,战败之后先是开口通商,继而则是大规模的割地赔款,一次甚于一次,清朝被迫取忍辱负重徐图自强之策,欲求师夷长技以制夷,加紧实施洋务运动,打造新式海军。随着中外交往领域渐多,清人亦逐步认识到欧美各国之文明并不亚于中国之文明,传统话语中的“华夷观”遂渐变为“华洋观”,渐有主动融入万国公法之态度。但至甲午之役、庚子之役后,清朝依然战败,丧师、割地、赔款之惨剧更是亘古未有,华夏中国陷于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清朝又开始推行新政改革,编练新式陆军,无奈清朝当时的统治已经风雨飘摇、人心散失,满汉民族矛盾亦未能完全消解。未几,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继起的“中华民国”旋即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变而为“五族共和”,以平等原则团结国内各民族,共御外侮,并以现代外交方式处理与欧美日俄各国关系,中国内部之“华夷观”转变为“民族观”,中国外部之“华洋观”亦为“中外观” 所取代,至此秦汉以后绵延两千年之华夷关系彻底结束。

  自秦汉至明清,夷狄族群之间、华夷族群之间战争如此之多,引人深思。笔者认为,其战争原因或曰战争动力,大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掠夺资源。资源包括财富与人口,旋来旋去,时出摽掠,立足军事斗争现实,不以长期入据为目标。任何军事行动都是高成本的行动,兵者,天下之至凶至威之事,伤亡在所难免,长期游牧在草原、戈壁中的夷狄族群良马众多,军事机动能力强,惯于长途奔袭,每战留相当之部众守护其牛羊草,而拔其勇武锐健者从征,悍将强兵快马,农耕族群往往防不胜防,夷狄军队既攻入沿边州县必定大掠而去。不论是游牧族群还是农耕渔猎族群,其特有的战利品分配方式也刺激了其族群中下层参与的热情。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匈奴:“逐水草迁徙……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掳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3]2879,2892隋炀帝时期,段文振表请以适当时机遣突厥启民可汗出塞,即云“夷狄之性,无亲而贪,弱则归投,强则反噬,盖其本心也”[14]1459。再如,庆历二年契丹屯兵边境索瓦桥关南十县地事,当时富弻至契丹说服契丹国主兴宗时即指出契丹“群臣竞请举兵”南下的背后动机:“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者,皆为其身谋,非国计也。……今中国提封万里,所在精兵以万计,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胜负未可知,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岁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契丹国主兴宗大悟,“首肯者久之”[15]。此事另见于叶隆礼《契丹国志》,中华书局2014年版,89-90页。能以战争掳掠获得大量资财、人口,这成为夷狄族群对中原地域频频用兵的重要原因。汉代之匈奴、北朝之突厥、唐代之回纥、宋代之契丹、蒙古,明代之女真,皆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夷狄族群对工匠技艺之人的掠夺,如吐蕃和南诏对唐朝蜀中地区的进攻,屡屡以掠夺工技之人为目标[9]177;而蒙古军西征过程中虽然对异族常有杀戮,对工匠技艺之人则所在留存、带回蒙古本部草原。入元以后,这一做法得到了继承,如至元十六年三月,“囊加带括两淮造回回炮新附军匠六百,及蒙古、回回、汉人、新附人能造炮者俱至京师。”[16]210爱必夺之,这可视为夷狄族群对于先进文明的一种形态扭曲的羡慕与尊重。

  凡此种种对资财、人口的战争掠夺,是华夏族群认为夷性贪暴的基本原因之一。因而华夏族群一旦远征漠北,战胜其精锐,往往掠夺游牧族群的大批牛羊以为报复,兼充回军之军粮。同时,为了抵御游牧夷狄的进攻,以农耕为主的华夏族群在修筑长城、屯田戍边、和亲、通市的同时,也在努力加强自身的骑兵建设,从汉代征乌孙、大宛以求良马开始,唐、宋、明三朝都很重视从西北夷狄族群、北方夷狄族群的互市贸易中换取马匹,而游牧夷狄族群则希望取得茶叶、食盐和生铁。这种互市贸易通过互通有无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华夷族群之间爆发战争的次数。

  (2)气候变迁驱动。华夷族群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差异很大,四夷所居区域大多为大漠戈壁草原,逐水草而居,各夷狄族群围绕草原进行激烈的争夺加之风雪严寒等自然灾害迭至,总之,在种种自然的压力下北方夷狄族群有南下的动力。许倬云称:“公元3世纪到6世纪末,北方游牧民族一波又一波地入侵中国中原。同时,中国汉人也在公元3世纪到6世纪末向南迁移。”[17]“五代至辽金元诸朝,中国也曾屡次有北方民族的入侵。”许倬云根据竺可桢绘制的《1700年来世界温度波动趋势图》,发现中国北方的气候变化大体是这样:“三国至六朝时代有过长期的低温,隋代开始回暖,唐代是高温期,五代开始又渐寒,南宋有过骤寒,中间短暂回暖,仍比现今温度为冷。元明均在偏于寒冷,而清初又骤冷,直到民国时期,始渐暖。”许倬云对北方气温变化与北方民族入侵的事实进行了许多个案性的分析,认为两者如此高度契合,绝非巧合[18]。司马迁记载了汉高祖七年(前200年)马邑之围的详细经过,也值得重新审视:“匈奴大攻围马邑,韩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于是冒顿佯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位于平城外七里),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加之韩王之兵未按期与匈奴相会,冒顿疑有诈,乃“解围之一角”,汉高祖始得脱出,冒顿亦引兵退去。其后,“(汉)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3]2894-2895。这是一次明确的冒顿单于在恶劣气候条件下大举南下攻汉的记载。宋绍兴年间,金军大举南下攻宋,其间也有气候干寒的记载:“(皇统五年)秋七月,国中大旱,飞蝗蔽日。……时有蒙兀之扰,又有旱荒之忧,民不聊生甚矣。……皇统八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群犬数十争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才二三耳。……五月,汴都太康县一夕大雷雨,下冰龟,亘数十里,龟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19]173,176-177此外,加雷斯·詹金斯(Gareth Jenkins)绘制了一幅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1950年间中国、俄国南部和挪威的气温数据对比及三者与冰原变化的简单图表,发现“从公元1175年到1260年间,蒙古草原上的年平均气温出现一个持续的急速下降的现象。……从公元前1500年算起,1200年的气温是有历史记录以来最寒冷的时期”,蒙古人的栖息地和其他草场,相比现在的平均气温低了5~8摄氏度,可能对当时的蒙古草原的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打击。而这很可能是成吉思汗能够统一蒙古并频频发动对外战争去征服远方国家和地域的重要原因[20]。但同样是遇到气候变冷与自然灾害的压力,匈奴、突厥、契丹和蒙古的行事风格颇有不同,结局也不一样。因而,气候的异常变动只能作为影响华夷族群关系的变量之一,而不能上升为气候决定论。

  (3)收复失地。包括收复近年失去的土地、草场,也可能包括百数十年前丧失的族群“故地”。土地包括绿洲、草场、耕田、山林等,是族群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资源,重要的战略地域更关乎本族群的军事安危,往往是华夷族群之间发生大规模争战的动因,并容易引发一连串的战事。如汉之逐匈奴出西域、河套,契丹夺中原之幽云十六州,吐蕃占唐之陇右。陇右的情况稍好一些,虽然唐宪宗时“有意复陇右故地”没有实现[21]4581a,但至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八月,吐蕃沙州刺史张义潮遣其兄张义潭“将瓜、沙、伊、肃等十一州图经户籍来献。自河陇陷蕃百余年,至是悉复陇右故地。”[21]2057唐朝遂改沙州为归义军,以张义潮充归义节度使、瓜沙等州观察使。陇右之复是在吐蕃与唐朝双双衰落的情势下实现的,并未引发双发的战争冲突。在华夷族群自身不断演化并相互争衡的历史中有时一地亦可以成为双方的“故地”, 如庆历二年,契丹以战争威胁北宋割让瓦桥关南十县地,北宋加以拒绝的理由即是:“晋高祖以卢龙一道赂契丹,周世宗复伐取关南,皆异代事。宋兴已九十年,若各欲求异代故地,岂北朝之利乎?……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亦岂肯失祖宗故地耶?且北朝既以得地为荣,则南朝必以失地为辱矣。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哉?朕非忘燕蓟旧封,亦安可复理此事,正应彼此自喻尔。”[15]3284-3286契丹遂放弃索地而终以增岁币撤军。

  (4)争夺中原统治权。居处四面边缘的想入据中原如契丹(辽)、金、蒙古(元),被赶出中原地域的又不甘失败想回来,夷狄族群如匈奴残余势力、蒙元残余势力,华夏族群如东晋及南朝、南宋。

  (5)消灭潜在对手并壮大自身实力,以及随后引发的族群复仇。相互攻杀,倚强凌弱,相互吞并,这种事在不同族群的夷狄之间,乃至于同一夷狄族群内部的各部之间,经常发生,史不绝书。而华夏族群有时采取诸夷相争乃中国之利的态度作壁上观,有时则为自身安危计,参与其中。本文所言东汉之击败匈奴实与匈奴内部分裂为五部有关,唐能灭突厥亦与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关系甚大,不独为中原王朝军力强盛、指挥作战得当所致。如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来考虑,这种族群复仇应该视为古代版的“民族主义”高涨的表现,它以族群认同为根基,而族群认同又与族群政权唇齿相依,一体两面,族群政权有消长存灭,族群认同却可以随族群部众或民众的信仰相始终,一旦再次强大,必定容易引发族群复仇,对凌暴其族群部众或民众者以战争形式反抗、回击,以为报复。大战频发,因果循环不断。这也是政权更迭之后,夷狄族群之间、华夷族群之间仍然会爆发战争的原因之一,而战胜的一方为防止其族群再起并报复,往往将其降附之部众、民众分散隔离于多地,兼期渐渐同化、融合之效。

  当然,夷狄族群之间、华夷族群之间许多战争往往兼具上述多种原因或动机,而少有一种原因或动机引发的情形。如隋唐之征高丽,大业八年,隋炀帝遣113万余军队征高丽,声高丽之罪,归纳起来大体包括:收纳隋朝叛臣冯弘、斛斯政;“高丽遣使先通于突厥”,其王高元却拒绝朝觐隋朝[14]1581-1582;“侵轶辽西”;抢夺他国对隋朝的职贡,“碧海之滨,同禀正朔,夺攘琛赆,遏绝往来”;拒绝隋使过境,“輶轩奉使,爰暨海东,旌节所次,途经藩境,而拥塞道路,拒绝王人”[14]79-81。贞观十八年二月唐太宗申述征高丽的理由则曰:“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新罗),不可以不讨。”唐太宗强调“此正高丽可亡之时也,议者纷纭,但不见此耳。”[5]6207次年三月,唐太宗又曰:“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5]6217-6218“高丽之地,汉、魏皆为郡县,晋氏之乱,始与中国绝”[5]6206,当中原王朝再次强盛之际,强烈的事功意识和开疆拓土的欲望会刺激中原王朝发动战争,以整肃封贡秩序、惩治高丽向辽西扩张、收复祖宗“故地”为讨伐高丽叛臣的理由,消灭通款突厥、对本朝政权构成威胁的敌对力量。

  3.坚持本族群的主体地位是各时期华夷观念多向演化、华夷族群相互“本土化”融合的基本前提

  从秦汉以后历代中原王朝的统治来看,华夏族群与夷狄族群无论哪一个掌控全国政权或者局部政权,都是在坚持、维系本族群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尽力融合其他族群,并提出与自身统治相适应的华夷观念。这在政治观念、权力结构及其制约机制、法律制度方面都有明显的体现,甚至在同一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中,华夷不同族群的身份属性也会或多或少、若隐若现地对这种权力斗争中各方的成败产生影响。对此,学界以往的研究,对汉、晋、唐、宋、明等汉族中原王朝过多地集中于从大一统的视角阐发王朝决策层面的华夷观与政策实践,或褒扬或批判,对夷狄族群入据中原建立的统一王朝过多地集中于华夷政治地位的关注,如对元朝境内臣民四等级划分的批判,对清朝首崇满洲政策与满汉畛域长期存在的批判,倒是对夷狄族群建立的局部政权如北魏、辽实行的华夷分治颇多好感,揆其实质,以上种种认识不能说没有汉族史家从汉族族属自身立场出发认识历史的色彩。事实上,汉族中原王朝的华夷观与种种王朝政策实践又何尝不是坚持、维护本族群主体地位的产物呢?今日,站在大中国的立场上,回望过去的古史,不得不承认,华夷观在华夷各族群建立的王朝(或政权)中的政治演化无不以坚持其本族群的主体地位为根本特征,这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普遍规律。只是,华夷观的这种根本特性并不妨碍其在政策实践中的动态调整:华夏族群的华夷观念随着自身实力的强弱变化,往往在“华夷之防”与“华夷一家”之间波动游移;夷狄族群自恃武力经常强盛于农耕民族,往往采取汉地行汉法、夷狄之地遵从旧俗的原则加以治理,但夷狄族群进入中原的部分则积极吸收华夏族群的文物制度思想文化习俗,次第“中国化”。秦汉以迄明清,“中国”一词,在先秦典籍《礼记》中即已出现,作为中原王朝统辖地域的特指,它广泛见诸历代史籍包括正史序列中;历代中原王朝君臣士庶在描述、定性周边夷狄政权推行的中土文教典制时,也广泛使用“中国” 一词,而未用近年来广泛使用并愈来愈引起争议的“汉化”一词。本着尊重历史、循名责实的精神,笔者认为在描述华夷族群文化与文明交相渗透的现象时使用同化、本土化两词进行概指,使用胡化、“中国”化两词进行分指,更符合古史实际,并有助于消除学术界一些不必要的分歧。“中国化”的实质乃是本土化,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思维的本土化,如北朝中期以后一些夷狄族群政权的统治者对推进“中国化”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在推进“中国化”的过程中,一些胡族政权的统治者的“中国”文化修养也达到了相当精深的地步,如北魏高祖孝文帝,前燕文明皇帝慕容皝、景昭皇帝慕容儁,北周武帝宇文邕等。这些胡族统治者的汉化显然对招引汉族士人发挥了作用,一些汉族士人主动投附于胡族政权的统治者,积极推动后者加速“中国化”,北魏时期孝文帝倚重的李冲、王肃即是。当然,胡族政权积极“中国化”的目的并非仅在于缩小文明差距自化于汉人,更主要的是要借助汉族知识分子的力量统一中国,其吸纳推广“中国”文明、制度与任用汉人皆有很浓厚的政治动机或者说工具色彩。胡族文明在此过程中的政治优势地位未曾因此稍减,入仕胡族政权的少数汉族士人也只有运筹帷幄忠心效力于胡族政权,才能获得与胡族精英相对应的地位与尊信。随着北朝方面民族融合与地域统一日渐推进,原有的华夷观念也开始出现新的演化,正如陈寅恪所言:“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22]再如皇统五年,金朝曾组织6万由女真、契丹人组成的屯田军进入中原,“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其播种,春秋量给衣马。若遇出军,始给其钱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山之南,淮、陇之北,皆有之,多至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19]173显然,这是一种类似于清代“满城”的屯田组织,其“中国化”无碍于其作为统治主体民族的地位,而且在这些夷狄族群的“故地”——其族群部众聚居的广大地区依然维系着夷狄之人自己故有的传统和生活方式,而不是迅速地“中国化”, 更谈不到产生类似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那样的“同化”冲击力,特别是匈奴、吐蕃、突厥,汉匈和战两百余年汉军投降匈奴者小者数百人,多者万余人,双方又多次和亲,但并未见到匈奴本部存在“中国化”现象的任何记载;吐蕃亦然,唐朝之“中国”风可以波及新罗、日本却难以改变吐蕃,与唐和战百余年,亦有和亲,除了少数工匠和植物种子进入吐蕃,未见其他任何吐蕃地区风俗制度“中国化”的记载,反倒是吐蕃在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借机攻占陇右、河西、西域等地,并逐步在当地推进“吐蕃化”,现今云南、四川、甘肃、青海等地存在藏族聚居区即是当年唐蕃鼎立对峙、当地逐步吐蕃化的历史遗产。

  突厥亦然,不止其本部驻地保持着突厥气质代代传承,反而将“胡风”刮进了唐土。因为唐太宗曾根据温彦博的建议,将降附唐朝的10万东突厥部众大部分安置于东自幽州西至灵州的边塞地区,小部分居于京师,又使大量突厥贵族入朝为官。不过同唐朝公主入吐蕃一样,在突厥军事势力没有军事控制所驻唐土的前提下,这股突厥之风也未实现对唐土的“突厥化”。虽然皇太子承乾曾被“胡风”深深吸引,《书》记载“(承乾)及长,好声色慢游,然惧帝,秘其迹。临朝,言谆谆必忠孝,退乃与群不逞狎慢。……使户奴数十百人习音声,学胡人椎髻,翦彩为舞衣,寻橦跳剑,鼓鞞声通昼夜不绝。造大铜炉、六熟鼎,招亡奴盗取人牛马,亲视烹燖,召所幸厮养共食之。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啖。承乾身作可汗死,使众号哭剺面,奔马环临之。忽复起曰:‘使我有天下,将数万骑到金城,然后解发,委身思摩,当一设,顾不快邪!’左右私相语,以为妖。”见欧阳修、宋祁《书》卷80《太宗诸子·常山王承乾》,中华书局1975年版,3564-3565页。但从太子身边之人“私相语,以为妖”来看,当时唐人之大多数对“胡风”尚有相当的警惕心理,结合后来承乾太子被废的事实来看,此段记载并不能如傅乐成所言作为论证唐廷部分“胡化”的依据。傅乐成以安史之乱前后至河北诸镇军民的勇武好战、战力强悍来佐证当地的“胡化”,傅乐成认为:“到唐玄宗时,唐帝国的东北部地方(大致为黄河下游以北地方)开始了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胡化,时间也极长。直至唐亡,胡化仍在持续着。而这个区域的胡化,其关键在于安史之乱。”在安史之乱中,安禄山其母为突厥人,史思明是纯突厥人,而突厥又是安禄山叛军中的生力军,安史之乱平定后,“河北诸镇始终在安史余孽的掌握中,安史部众既多胡人,因此胡人所控制的地区,乃随之逐渐胡化。……河北因胡化而培植的武力,过于强大,唐室中央武力无法与之对抗,因此不得不采取放任政策。”他认为河北诸镇的胡化,直接影响到唐朝的分裂与衰亡。但揆其史料依据,却是河北诸镇军民的勇武好战、战力强悍,唐廷直属军队对其难以克制。见傅乐成《突厥的文化和它对邻国的关系》,载于傅乐成《汉唐史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版,299-303页。更是属于逻辑上的错误。勇武好战并非突厥诸夷所独有的性格特质,开元年间唐人开拓四方,其勇武好战之风亦非周边诸夷族群所可比拟。唐土包括上述河北诸镇,尽管吸收融合了突厥诸族,在文化上亦对异域、异族之文化采取了兼容并包、多有吸收的态度,但其“中国化”的主体特质包括衣着服饰、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表征族群归属的要素却未见记载出现根本性的大的改变。

  而北魏之鲜卑、契丹(辽)、西夏之党项、金之女真固然吸收了一些“中国”的制度文化,但总体而论,仍属于华夷相参、兼收并蓄,并极力维系、保存其族群传统的优先地位。明代之“中国风”东能够浸染朝鲜,将朝鲜变成第二个“小中华”,南能够及于安南、琉球,却无法改变与之和战二百余年的北方蒙古的文教制度风俗。总体而言,进入夷狄族群本部地区的少数“中国”的器物、饮食、文化只是属于不同文明交流的标记,犹如汉唐时期传入中原地域的“胡乐”,与此同时,进入夷狄族群聚居区的汉人被大量胡化了。清初入关的女真人不仅在东北实行封禁政策,保持满洲本部的传统旧俗,更在关内强制推行的剃发、易服,这是女真人取得全国政权后将本族群风俗粗暴施加于中原华夏族群的重要事件。

  夷狄族群入据中原大体皆是循着入塞掠夺资源人口——争夺中原统治权——推进本土化、笼络人心——控制舆论文化、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历程一路走来。如五代时之后唐、后晋、后汉三个政权皆为沙陀人所建,“沙陀居中国既久,沾染汉化,亦渐重夷夏之防,身虽为夷,而自居为夏。故石敬瑭借兵契丹,刘知远不欲其称子。而后唐废帝宁自与敬瑭决战,亦不愿与契丹和亲而借其力。石晋继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以奉事契丹为耻,屡与为敌。至晋出帝时,更拒绝称臣。及耶律德光灭晋,刘知远据太原自立。”[23]随着中原政权的不断更迭变幻,居于统治主体地位的夷狄族群也在不断变幻,失去统治主体地位的夷狄族群则慢慢与华夏族群融为一体。基于入主中原的夷狄族群的快速本土化,虽然华夏族群历经多个夷狄族群的统治,但华夏族群的华夷观却能够在族群意识和王朝中枢的政治决策中同时保持,虽有反复却相沿传承。这种华夷族群交替掌管中原政权、充当统治主体民族的现象可以暂称为政权更迭中的“压跷跷板现象”。

  但居于统治主体地位的夷狄族群在继承、改造华夷观念“混一戎华”的同时,对自身族群的起源发展与武力入据中原的残酷征伐历史普遍心存忌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诏太常崔浩集诸文学,撰述国书,(邓)颍与浩弟(崔)览等俱参著作事”[24]635,书成以后,“著作令史太原闵湛、赵郡郄标素谄事浩,乃请立石铭,刊载《国书》,并勒所注《五经》。浩赞成之。恭宗善焉,遂营于天郊东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乃讫。”但是此举恰恰给崔浩带来大祸,太平线年)六月,拓跋焘下令诛崔浩,“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究其原因是在这部北魏国史中,“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有司按验浩,取秘书郎吏及长历生数百人意状。浩伏受赇,其秘书郎吏已下尽死。”[24]825-826都坐大官封懿之侄封磨奴也受到牵连,“被刑为宦人。……世祖谓磨奴曰:‘汝本应全,所以致刑者,事由浩之故。’”[24]761史官一职亦废,至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年)四月始复置[24]11。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狱。至元代,世祖忽必烈虽然宣称“朕获缵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16]65史官阿鲁图亦主张“历数归真主之朝,而简编载前代之事,国可灭史不可灭,善吾师恶亦吾师”[25],严谨修史,但元之修史亦止于宋辽金各与正统、三史并修而已,于成吉思汗所灭之西夏,则不为修史。今人解释称,自宋至清,一直视西夏为偏霸政权,不承认其正统地位,不修西夏之史[26]。此说,或有其道理,但掩饰蒙古灭西夏王族之惨烈的动机恐怕也不能完全排除。而清朝建立后,于明史关涉其本族事迹者亦颇多隐晦,文字之狱屡兴,据张兵、张毓洲的统计,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的文字狱就有170多起,其中顺治年间至少6起,康熙年间11起,雍正年间25起,乾隆年间135起。甚至乾隆朝修四库全书之际一面对明代相关典籍抽删毁禁,一面制造了48起文字狱[27]。清代文字狱数量之大、株连之广、刑罚之酷烈,前代无出其右者。文字狱的震怖、压抑感引发的有形无形的涟漪效应对清代汉族士人群体的交游、学术趋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陈寅恪、赵园、杨念群、王汎森等人的研究中有充分的展现[28]。

  在此情形之下,华夷族群彼此的政治认同和心理认同自然不会随着中原王朝的更替、国家重归统一而很快实现,这种认同需要居于主体地位的夷狄族群与居于被统治地位的华夏族群在国家政治结构、文明风习上的相互接近、融合为前提。从北魏、元、清三朝的历史来看,这种华夷族群融合从起步到最终实现至少需要六七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西晋灭亡后,一些流落北方、秉持华夏族群观念的汉族士人如高瞻等不愿出仕胡族政权为其效力,郭硕的研究也提到,北魏太武帝时期,基于政权对立基础上的胡汉族群难以认同,北魏向南朝刘宋提出的多次和亲请求皆被刘宋拒绝,瓜步之战以后,北魏与刘宋的政治交往被迫由和亲改为互市;而北魏的鲜卑文明与华夏文明大规模融合(不少学者称为北魏逐步汉化)以后,北魏统治者逐步自视为中原王朝的北方代表,又基于同样的华夷族群之间文明认同的障碍拒绝了柔然向北魏提出的和亲请求[29]。这种族群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的漫长转型同样体现在周边属国对中华上国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上面。从纵向时段来看,东邻外藩朝鲜对元朝、明朝、清朝的政治认同过程来看,朝鲜在中原王朝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的更替进程中从放弃旧主到尊崇新主都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间。特别是明清易代,在清朝前期,朝鲜、安南、日本对明清易代皆有不同看法,将清朝入主中原视为华夷变态、“明朝后无中国”,朝鲜更以小中华自居。参见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如果说朝鲜对明朝的政治、文化认同发轫于明太祖对李成桂的册封及朱子学在朝鲜的传播,初现于永乐时期并大幅度深化于万历援朝之役以后,朝鲜对清朝的政治、文化认同至乾隆中期随着“十全武功”的实施、清朝边疆的拓展和巩固也在逐步增强,因此至光绪年间面对日本的高压和西侵,朝鲜很自然地想到了向清朝寻求帮助,一如万历二十年向明朝求援。而在大中国内部,华夷族群之间的融合与文化认同,在历尽波折之后也会一一实现。北魏之后至北周时期的变化,辽、金王朝后期的变化,清朝中后期的变化,都是华夷族群有效融合、彼此文化认同达到较高水准的例证。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如果说夷狄族群入主中原拓展了中原王朝的地理管辖空间,华夷观则在融合华夷族群方面承担了重要使命,有效拓展了华夏族群的文化边界,随着国家地理空间的扩张,不断将大中国的文化边界推向更远的地域。唐代西域的“西移”即是一例,荣新江、文欣指出:“在初唐,‘西域’主要还是指敦煌以西的地区,和从汉到隋‘西域’一词的经典含义一致。贞观十四年( 640) ,侯君集攻占高昌国,太宗改置西州之后,‘西域’就仅指西州即今吐鲁番以西的地区。7世纪下半叶唐蕃在四镇地区( 大致相当于今新疆) 的争夺,直至长寿元年(692) 王孝杰收复四镇,则造成‘西域’一词词义的继续‘西移’: 从此直至晚唐,‘西域’都特指帕米尔以西的地区,而不包括当时称作‘安西’的四镇地区。在这种词义变化的背后,是唐朝在西北边陲统治方式的深刻转变; 而这种转变,使得时人所理解的‘边境’也同时向西‘移动’。”[30]也正是这种对华夷观的长时段、全局性的诠释,使我们的中国古史不至像刘仲敬所说的那样:“‘四千年文明史’的想象惨遭肢解,‘中国视野’在‘全球视野’和‘族群视野’的两面夹击下溃不成军”[31],相反,基于华夷观在大中国范围内对华夷族群融合的拓展诠释,中国古史中的政治共同体意识反而更为牢不可破。

  兼谈华夷观在华夷族群封贡体系中的地位行文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华夷观在秦汉至明清时期两千余年间,既有基于中原华夏族群与周边夷狄族群的地缘军事关系相对固化的一面,随着历代中原王朝历史书写中的层累记忆趋于螺旋式的强化,同时在每个朝代的具体决策又都根据前朝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诸多调整和尝试,使得华夷观念在具体的王朝政治实践中富于阶段性的变动。华夷观是一种基于地缘军事关系的客观历史存在,并与传统封贡体系的动态发展、演变相对应。但华夷观体现的是一种华夷族群之间相互的关系和认知。虽然我们的大量历史文献是以中原王朝为中心来记述的,存在以华夏族群为本位的色彩。但参以纪传体正史以外的其他典籍以及现代历史人类学的考察结果,像王明珂那样对夷狄族群进行换位思考,未尝不体现出另一种“了解的同情”。我们承认华夏族群所建立的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的长期存在,我们也应该承认与历代中原王朝相对峙、战和不断的夷狄族群在很多时期也曾建立起属于他们的封贡体系,其间也有属国、属部和一般交往者。这从现代学者对周边各夷狄族群的专门史研究中或多或少都有体现。过去,基于论证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历史的需要,学界过多地强调各个周边族群对华夏民族的向心力,强调汉化过程,实际上是以汉族作为主体民族的心态对古史研究的一种投射。

  华夷各族群各有自己认可的文明与风俗习惯,华夷族群通过战争、互市、和亲、会盟、纳币等方式进行封贡体系之间的交往,不同于南方夷狄族群在中原王朝的拓展中或被渐渐同化成为编户齐民[32],或步步退却至偏远恶劣的边缘地域,中国北部地区的华夷族群体系长期围绕长城一线进行拉锯。在长城之外后起的夷狄族群首先通过战争或驱逐或收编之前的夷狄族群建立起地域辽阔的政权,如秦末汉初时匈奴击走月氏与臣服东胡、东汉时羌族吞并匈奴余众接收漠北、北魏时鲜卑灭柔然、唐时薛延陀继突厥后接收漠北、南宋时女真吞并臣服契丹与蒙古吞并臣服女真,等等。其后,一方面进行推进与主体夷狄族群内部相适应的统治、同化政策;一方面与长城以南的华夏族群相抗衡,并最终以华夷族群一方的封贡体系收编、融合另一方封贡体系的形式完成新旧中原王朝的转换与承接,再以居于主体地位的华夷族群的相继递禅实现华夷各族群的更深入的融合与同化。以封贡体系内部、封贡体系之间为两个切入点,并与华夷观相结合,来理解秦汉至明清时期华夏族群、周边夷狄族群的各自发展以及两者间的互动,实际是为这一时期的历史诠释构建了一个网状结构,较之以往惯用的百川归海似的单向的汉化叙事模式,它更切合历史的实际,也在无形中赋予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各个族群的历史讲述以平等的地位,同样也无碍于学界对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坚持与捍卫。

  以前文所言霍去病击匈奴为例,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率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两千里,攻夺匈奴之焉支山、祁连山,进入河西走廊,相继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匈奴无限怅惘,作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3]2908-2910传统史观在汉族史观的影响下,单一强调匈奴对汉朝的频次入侵与汉军反击的正义性并歌颂霍去病等人的赫赫开拓之功与战略眼光,如果采用大中国的视角,以“了解的同情”的态度来看待这段历史,从汉族的立场出发我们依然没有改变这样的认知,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汉朝在反击匈奴成功后攻占了匈奴的游牧故地,这是匈奴的惨重损失,匈奴是否认识到咎由自取是他的问题。但我们应该看到,匈奴此后对汉朝的战争有一些明显是对汉朝占据其故地的反击和报复,一些侵扰背后包含着匈奴夺回故地的期望。再如岳飞抗金,以往单纯强调岳飞对金抵抗的正义性,这一点毋庸置疑,同时从女真的角度讲,却是女真的向外发展、开疆拓土。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笔者提出大中国范围内的华夷族群封贡体系的概念,就是要促进、推动这种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多角度的理解与换位思考。但倡导多角度的理解,是思维层次的改变,不是认识标准的改变,并非为了巩固今日各民族的团结而要抹杀历史上的是非,历史事实如何是客观存在的,无法抹杀,也不应混淆抹杀。从长时段讲,中国从先秦到清朝的发展,领土总体上是不断扩大的,融合的族群也越来越多,我们对以往历史的阐释也应该是基于当下的一种更为全面、多视角的阐释与理解,但这种新的阐释模式无须以否定汉击匈奴、岳飞抗金的正义性为代价,相反,我们还要警惕那种完全忽视汉族立场、单纯为少数民族的武力扩张历史作美化言说的朝代史观。基于历史实际的全面、多视角阐释,才是真正的“了解的同情”。

  近些年来,随着海外汉学中“新清史”的逐渐兴起,海外学界关于“汉化”范式与非汉化理论范式之间的论争也愈演愈烈[33]。中国学者也相继加入了这场论争。杨念群认为,“汉化说”不过是宋人构造出来的一套想当然的儒家理想话语,“夷夏之辨”在宋代兴盛,即起因于疆域狭小引起的自卑感,也与宋儒企图用文化优势弥补军事衰败的脆弱心理有关。当代一些学者大致沿袭了宋学家们的看法,他们假设,以汉人为中心打造完成的儒学系统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有无可置疑的垄断地位,其他民族要想入主大统,就必须以汉化作为基本前提。但“汉化说”对以往的历史解释力是非常有限的,它明显高估了儒教统合政治与社会资源的能力,容易堕入文化决定论的窠臼。对类似现象相对严谨一些的表述可使用“华化”一词[34]。揆诸宋代的历史,杨论未免略带偏激,“汉化说”若果为宋人发明,也自有其事实依据。对古人的这种心态史料似不宜简单否定。但“汉化说”的研究范式确有问题,大有范式使用泛化、泛滥之嫌,确宜应从扎实、细致的史实考证出发。叶高树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35]。葛兆光先生有鉴于“强调国家边界的政治史和偏重超越国境的文化史”难以形成一个共同的书写模式,设想把各个国家之间政治(以及政府)的彼此区隔和文化(以及移民)的超越国境视为坐标的纵横交叉线,把一个政治上的“东亚”和文化上的“东亚”,编织成交错的花纹,以期书写一个比较丰满的,不再拘泥于中国空间或王朝政治的“东亚背景下的中国史”,并尝试提出了“中心”与“边缘”、“分歧”与“认同”、“离散”与“聚合”三组概念[36]。但实际上,这几组概念仍属于古代华夷关系在族群层面演化的几种形态。虽然葛兆光先生力图绕开中国中心观的羁绊,赋予东亚史研究更多的解读视角,但古代华夏族群控制的中原区域毕竟在相当多的时段内是现代中国边界内古代世界的重要一极,如果使用华夷族群封贡体系的模式(包括华夏族群封贡体系内部、夷狄族群封贡体系内部、华夷族群封贡体系之间三组概念)进行解读,或许能超越文化与政治,赋予中国古史更多的解读空间。笔者认为,解读以中国地域为中心的东亚古代历史,用“数石子入池塘,涟漪相互激荡”之喻(即在一个水塘中投下大小不一多颗石子,各自激起水花与涟漪,涟漪在以圈层形式向远处扩散时相遇,相互激荡之后发生的种种改变)能够兼顾文明的传播与政治军事关系的互动,较之偏重静态的“满天星斗”之喻和偏重一个中心的“撞击台球”之喻,更为恰当、贴切。

  这并非笔者的自创,而是中国古史自来如此。“白登之围”解除后,汉高祖与冒顿约定,复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暴逆。”[3]2902汉朝“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在双方文书往来中,“单于遗汉书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汉遗匈奴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3]2895-2897双方互称为汉、匈奴;汉武帝时屡击匈奴,汉、匈和战之际,使者交相往来,“匈奴法,汉使不去节,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庐。……匈奴俗,见汉使非中贵人,其儒生,以为欲说,折其辞辩;少年,以为欲刺,折其气。每汉兵入匈奴,匈奴辄报偿。汉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汉使,必得当乃止。……匈奴使其贵人至汉,病,服药欲愈之,不幸而死。汉使路充国佩二千石印绶,使送其丧,厚币直数千金。单于以为汉杀吾贵使者,乃留路充国不归。……汉使留匈奴者前后十余辈,而匈奴使来汉,亦辄留之相当。”[2]3771-3774据汉、匈待使臣之仪节、待遇,亦可见汉匈双方地位之对等并未以几次战争的胜负而改变。在“长庆之盟”(唐长庆三年,823年)后,唐始与吐蕃建立甥舅关系。虽然唐、蕃对峙、和战二百余年,但贞观二十二年(649年)出使天竺的使臣王玄策、蒋师仁却能向吐蕃及其所属泥婆罗借兵,“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邻国兵。吐蕃以兵千人来,泥婆罗以七千骑来”[37],王、蒋二人借以击败天竺阿罗那顺的反唐势力,献俘阙下。欧阳修、宋祁的《书》使用了“檄召”一词,未免有点夸大其实了,吐蕃从未臣服于唐,刘昫在《旧唐书》里记载,就在王玄策攻打天竺的同月,“吐蕃赞普击破中天竺国,遣使献捷。”[38]尽管两书记载有歧异,但至少都在说明吐蕃军队确实帮助了王玄策,而吐蕃及泥婆罗所以肯借兵、助兵亦正是当时吐蕃看重唐、蕃友好的重要体现。早在贞观十五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已迎娶唐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当然,唐、蕃之友好亦以双方军力、国力为基础和前提。在“澶渊之盟”(宋景德元年,1004年)后,宋朝岁纳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于契丹,宋与契丹约为“兄弟之国”,互称对方为“北朝”“南朝”,而宋朝使臣则自称宋朝为“中国”,如庆历二年富弻与契丹使臣刘六符往来交涉即如此[39]10250-10252。宋与契丹结好和平之际,宋朝也对西夏、高丽等臣属于契丹者在政治交往中颇多注意。如庆历三年,元昊遣使持书至宋,“称男不称臣”,富弼认为:“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则契丹为无敌于天下,不可许。”乃却其使,西夏最终称臣[39]10253。对于与契丹和战不定、契丹屡次兴兵征讨的高丽,宋朝则慎之又慎屡却其贡,宁愿失去高丽这一潜在的军事外援,也不愿因款纳高丽而乱和局,正如庆历四年富弻所言:“今契丹自尽服诸蕃,如元昊、回鹘、高丽、女真、渤海、藯惹、铁勒、黑水靺鞨、室韦、鞑靼、步奚等,弱者尽有其土,强者止纳其贡赋。独高丽不伏,自谓夷、齐之后,三韩旧邦,诗书礼义之风,不减中国。契丹用兵,力制高丽;高丽亦力战,后不得已而臣之。契丹知其非本意,颇常劳其制御。高丽亦终有归顺朝廷之心。……前后高丽四次遣使修贡,每表必称不愿附契丹而愿附朝廷,朝廷终不允纳。……(高丽)遂决志事契丹,所以为契丹用也,契丹所教无不从。”[39]3650-3652可见当时之人对华夏、夷狄族群各自建立的封贡体系是了解、认可并尊重的。

  而论证及此,我们也不难看出,过去学者屡屡提及的“天下观”在阐释封贡体系时的种种局限,“天下观”主张“王者无外”、崇尚礼、德、仁与臣属服事秩序,主张“修德以徕远”,愿和平,重防御,代表了几千年来中原王朝及政权以德治仁政“协和万邦”乃至周边部族政权共认中原王朝为天下共主、万邦来朝的政治理想,这种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世界格局设计在本质上更属于中国古人的一种单方面的政治文化理想与预期,与中国古代纷纭复杂的华夷关系的动态发展演化相比,一厢情愿的色彩极为浓厚,譬如今日以美国所推行的普世主义来建构东亚内部乃至古人所知更广大地域(即“天下”,长时段而言主要以东亚为中心)内政治格局的单极化,虽然在表面上成为封贡体系外交活动中非常理想、动听的外交话语体系,却无法契合华夷交往与对峙的复杂而残酷的历史现实,对于现实问题的处理也大多显得迂拙迟滞,实际操作性较差。如汉时之匈奴,“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背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3]2879,2890-2893,2897其他如乌桓、鲜卑等亦叛服不定,多次为乱,汉军东征西讨,伐不胜伐。再如西域诸国,汉匈争战百余年间,西域为自存计亦首鼠观望叛服贰属百余年,直至匈奴一方在西域彻底衰微、消失,始肯渐次归汉,其间汉朝如何实施其天下观?吐蕃与唐朝并盛争衡百余年,南诏亦叛服不定,唐朝又如何实施其天下观?明清两朝面对络绎而来的西方殖民者和亦商亦盗式的西方商人集团,又如何能做到放弃国防安全“修德以徕远”?实际上天下观更多的是一种理想,左右中原王朝与外界的交往模式与关系模式的,除了理想,还有现状、实力、利益、环境等诸多重要因素,实际运作中务实色彩很强。因此,天下观听来固然美妙,但即便是汉、唐、元、清等朝代的强盛时期也不能真正实施。但我们知道历史上所有的王朝统治集团都是基于现实制定具体的政策的,何者沿袭前代,何者损益变革,都是基于实际情况做出的抉择。一朝一代有时或有偏差,但绝不会出现多个帝王乃至于多个朝代沿袭同一种不切实际的政策思想。我们只能推定,我们所理解的“天下观”的实施范围与古人的理解和侧重存在不一致的地方。

  “天下观”在古代中国由来已久,又一脉相承,因此讨论“天下观”的使用范围,不得不追溯“天下”的早期出处,分析其具体的语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近世学者经常引用的一句话,用以说明周人早期的天下观念与扩张意识,实际上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两句话源出于《诗经·小雅·北山》,其全文曰:“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鲜我方将。旅力方刚,经营四方。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毛诗·小雅》评论《北山》曰:“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春秋左氏传·昭公七年》亦有言:“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揆诸语境,这句话显然是针对周的内部统治范围而言。也就是说,天下观的关注范围主要是王朝统治区内部,或可兼及边疆区域,但非重点。

  无独有偶,同样是春秋时期的重要文献,在《礼记·礼运》中可以再次见到古人对“天下”一词的使用语境,《礼运》在描述夏以前大同社会的情况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周人知道本朝的统治边界,三代以前的华夏族群也有自己的统治边界和地理控制范围。因为就现在的历史认知和考古发现来看,我们也知道五帝集团那个时代族群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是存在的,而且多次发生,其后夏商周三代时期大量记载的对外战争只是这种族群竞争生存空间的继续。基于此,我们只能认定这种大同社会所描述的“天下”只能是当时五帝集团所代表的华夏族群控制范围之内的天下,在族群之间存在矛盾和战争、相互排斥的情况下,任官唯贤的制度传统与良好的社会秩序只能在华夏族群控制范围内部才能推行与维系,而不可能超越本族群的地理控制边界,拓展及于远方的其他族群。

  综合《诗经》和《礼记》的使用语境来看,天下观的关注范围主要是华夏族群统治区内部,或可兼及边疆区域,但非重点。而治理华夏族群统治区内部的臣民,自然要以礼仪教化为先,外儒内法。对于入主中原的夷狄族群而言,其天下观所指也是其控制范围之内,只不过受到军事征服的影响,其控制区域除了本族群的“故地”,也包括了被其征服的中原地区而已。至此,历代中原王朝的天下观中蕴含的那种浓厚的人文情怀也就能得到很容易的理解、阐释。

  如此比较下来,无论是从族群意识层面还是从政治决策层面,华夷观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比天下观更适用于对华夏族群传统封贡体系三个圈层的演化的阐释,也更适用于大中国范围内对华夏、诸夷族群封贡体系内部以及华夷族群封贡体系之间种种演化、融合的阐释,纵然学者将华夷观包含在天下观之内,华夷观亦是更为准确的说法。

  而且,综合前文所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秦汉以后至明清,大中国范围内的华夷观念及其演变规律大体呈现为两个层面:在第一层面,基于中原华夏族群与周边诸夷族群的地缘军事格局态势在较长时段内的大体固化,华夷观念在族群意识和王朝决策层面不外乎游移于融合—对峙的两端,在天下一统时华夷观念往往主动承应着政权管辖之下融合诸族、淡化畛域的功能使命,而在政权对峙期间修攘制御又向为华夷关系的主题。因此,无论和平交往时期华夷族群对各自身份认同的文化建构和历史建构,还是政权对峙冲突时期华夏族群对华夷畛域与华夷之防不断的螺旋式强化,华夷观都能为调处华夏族群传统封贡体系内部以及华夷族群封贡体系之间的和战交往提供一个有力的理论框架和支点。在第二层面,基于华夷族群实力对比与控制边界在一定时段内的较大变动,不同族群之间的融合趋向也往往是“胡化”与“中国化”所在兼有,皆为族群势力本土化之表征,而绝非单向的“汉化”或“中国化”。伴随着这种多元的族群融合趋向,秦汉以后的华夷观念既充溢于华夏族群封贡体系内部,也激荡于华夷不同族群的封贡体系之间;华夷族群交相控制、统治中原的历史无形中也改变了华夷观念单向发展的历史轨迹,成为华夷诸族群在经历长期的纷争、对峙、隔阂逐步走向融合共生的助力。也正是基于上述两个层面,华夷观念奠定了它在大中国古代封贡体系发展、演化中的基础理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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