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丨我们的姓名未来会不会消失?

  • 发布时间:2018-08-02 15:5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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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有姓名,但是它是如何产生的?李、王、张、刘这些姓氏从何而来?为什么同姓之人互称“家门”?

  这些问题或许都可以从《流声——中国姓名文化》一书中找到答案。作者西北大学李浩教授从姓名起源、姓名构成、命名方式、姓名文化等多角度,透视汉语姓名中所积累的历史文化内涵。

  三十多年前,西北大学教授李浩就开始了对姓氏的关注和思考。在他心中,姓名是一种人文徽标,附着着记忆、温情和敬意。大数据时代到来,唯一区别性符号不再是姓名,而是由那些生物信息生成的一连串数字或二维码时,“这就不幸印证了前几年横空出世的那个貌似无厘头的表述:我们不是诗意地栖居在这个世界上,而是数字化地生存在这个庞大的数据网络中。”

  多年前,当李浩产生这个疑问时,他找到了一个解释:“尧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是当时的‘理官’,即掌管司法的官职,子孙世袭了这一官职。后来有人触怒了纣王开始逃亡,路上靠路旁李树上的果子充饥才生存下来,因此先祖指着大李树改姓为‘李’。”

  再往深追究,李浩发现,严格来说,总人数接近一亿的中国第一大姓“李”并不是一个姓,而是一个氏。原来最早姓和氏并不是连在一起的,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甚至人类一开始也并不是随父姓。

  “姓”字拆开是“女”和“生”,“它的原意就表示世代相传的血统关系,由女性方面决定。从姬、姚、姐、妨、姑、姜、娄等古老的姓中,我们仍然能看到母权制在姓名文化中留下的明显印迹。”

  最初的人类是“随母姓”,“每个姓都是由一个共同的老祖母传下来。”生活在姬水附近的黄帝有25个儿子,黄帝为姬姓,而他的儿子们却有12个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李浩在《流声》中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的母亲不同,分别由四妃所生。”

  在25个儿子中,只有2个跟黄帝同姓姬。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绍连曾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因为当时实行的是族外对偶婚。也就是说,不同氏族的成年男女双方,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由一男一女组成配偶,保持较稳定的同居生活。这种婚姻中,一个女子往往有许多丈夫,她并不能确定孩子是哪个丈夫的。”

  “姓起着‘明血缘’‘别婚姻’的作用。早期的同姓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故同姓不能通婚,保证氏族人种的健康兴旺。”李浩说,“这在优生学上有重要的意义,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道理。”

  今天,现代的《婚姻法》废除了同姓不婚的规定。李浩说,“这是因为现在的姓与上古时代的姓已经大不相同了。现在同姓的人有的存在血缘关系,有的虽有血缘关系,但已非常遥远了,有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血缘关系,只不过是姓氏发展过程中同字异源、简化合并的结果。对血缘关系很近的男女,即人们常说的血亲,仍然规定不能通婚,这主要是指:直系血亲、八亲等内直系血亲、直系姻亲、五亲等内旁系姻亲辈分不同者。”

  “氏是同姓衍生的分支,起源于父系社会,依靠社会角色和地位来划分。”李浩在书中写道,有的世代担任某一官职且有功,就以官名为氏,比如司马氏、司空氏等。有的以国君赐封的田邑为氏,比如晋国的韩氏、赵氏等。今天的李姓实际上也是“氏”,是尧舜时期的“理”官,后因逃亡而改为“李”字。

  因此氏的出现一开始就同权利紧密联系在了一起。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中指出:“三代(夏、商、周)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古代还有“异氏不婚”的规定,“即不同的阶级不能通婚,以维持阶级身份的纯正。”

  然而,因为氏是依靠社会角色和地位来划分,因此是易变的、流动的。“比如春秋末年楚国的伍子青,本以伍为氏,被吴王阖间赐死后,儿子为避难,逃到齐国,改为王孙氏。又如陈国的陈完,本以陈为氏,由于国内发生内乱,出奔到齐国,齐桓公封于田,子孙遂改‘陈’为‘田’氏。”

  然而,无论氏如何变化,汉民族都能找到他们共同的“先祖”。曾有网友总结说,“无论哪个汉姓,都要和姬姓和姜姓攀上关系。无论哪儿的汉族,都要把祖坟认到河南陕西。”

  对此,李浩说,“这句话的前半句没有错,汉族的所有姓氏都可以追溯到那几个古老的姓氏。一般认为轩辕氏黄帝的子孙繁衍为汉民族的各个姓氏,所以我们叫作炎黄子孙,鲁迅有诗‘我以我血荐轩辕’。后半句是民间通俗的说法,河南陕西包括山西是早期中国文化的中心,文化从中心向四周辐射,所以后半句大体成立,但不是特别准确。”

  如果说,“姓”是血缘的界线,“氏”是社会地位的区分,那么“名”的诞生意味着什么?

  在李浩看来,“名是‘个体’自我意识觉醒的产物,它的产生是一种离心力和腐蚀剂,它会使本来凝为一体、彼此无差别的组织变得松散而有距离。”

  上古时期,人们的名字还没有与姓氏彻底分离。“人们聚集在一个英雄人物的周围,以他的发明创造作为旗号,比如有巢氏,是人们开始懂得构木为巢、营建住所的标志;燧人氏是人们懂得钻木取火的开端;神农氏则是进入农耕文化阶段的标志。”

  夏朝是史料中最早有确切名字的时代,如启、太康、仲康、少康、予(帝宁)、愧、芒、泄等。当人们开始给自己取私名,开始体现出浓郁的时代特点。

  李浩发现汉代人命名多用勇、超、雄、猛、霸、彪、武等字眼,也反映出阔大雄豪、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唐人喜欢以行第相称,如称李白为李十二、杜甫为杜二、王维为王十三、元稹为元九。甚至宫廷之中亦盛行此风尚,如称唐太宗为二郎、唐玄宗为三郎等。宋人名字中多喜用“老”字、“史”字和“翁”字,这与当时社会优礼老人有关。

  “一些名字用字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李浩说,“比如‘龟’字,是古人命名中最常用的字,如唐代有李龟年、王龟,宋代有张龟年、彭龟年、徐梅龟、王十朋字龟龄等,大约都取长寿之意,但是元明以后,乌龟成了骂人的俗语,就少有人用来命名了。”

  20世纪以来,社会变迁加剧,命名的时代特征也更加突出。从新中国成立前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过高频名有:发财、解放、援朝、建设、跃进、移山、学锋、永红……

  今天,许多人热衷于通过姓氏追溯先祖,寄希望从中发现自己的“贵族血统”,这真的可行吗?

  李浩说,“有一部分可以追溯,比如说山东曲阜的孔姓,他们几千年传承有序,族谱把家族的传序过程梳理比较清晰。但其他姓氏包括李姓谱系大多都中断了。”

  “我们也没必要过分攀附,像阿Q一样说,‘我祖上比你还阔’。”李浩在书中写道,“在以物理光年和地质时间为单位的宇宙长河中,肉身实体固然不能不朽,令誉美名也无法永恒……最终不过是数据云端中的一行语码数字。”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宏观大历史长视角的认知,李浩在最后确定书名时选取了含有更多不确定性的“流声”,“以使草成于中国文化三千年未有巨变期的这册小书,能传达出智能时代数据生存的一些痕迹。”

  这种不确定性流露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李浩对未来姓名可能“消失”的丝缕叹息,他写道,“当大数据时代来临,唯一区别性符号不再是姓名,而是由那些生物信息生成的一连串数字或二维码,这就不幸印证了前几年横空出世的那个貌似无厘头的表述:我们不是诗意地栖居在这个世界上,而是数字化地生存在这个庞大的数据网络中。”

  在他心中,姓名是一种人文徽标,附着着温情和敬意。然而,今天每个人都能流畅地背诵出代表自己的那一串17位数身份证号码,“这样一来汉字姓名的重要性越来越下降,数字类区别性号码越来越清晰。”

  但是,“几十年如此,我们仍恪守祖训,把从祖上和自己文化传统中所获得的这个徽标上的尘埃与锈迹拂掉,仔细擦拭,置于底右,守护礼敬,像对远航船桅杆上烈烈招展的风帆,挥一挥手,道一声珍重,这珍重中充满着温情、敬意与希冀。”

  潇湘晨报:李姓是中国如今的第一大姓,总数接近一亿,这是否意味着李姓生存能力强?

  李浩:几次人口统计李姓都排在比较前面,但构成李姓大姓的原因比较复杂,在研究过程中,这样庞大的姓氏并不认为非常纯正。其中,有很多少数民族的改汉姓就姓李;皇帝给大臣赐姓打仗有功的,赐皇朝的姓;有些人是冒姓,看哪一个姓氏威望最大,就冒用这个姓氏,这些都使这个姓变成一个超级大姓。

  李浩:我个人认为,从字意上来说,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典雅、含蓄一些的字;从字音上来说,可以选择响亮一点的,并注意读音抑扬顿挫的变化;从字形上来说,不要过于简单也不要过于繁难,太复杂的字,可能孩子自己都不喜欢写。